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的转型期，女性译者的群体性崛起为西学东渐注入了独特的性别视角。本文以安德鲁·切斯特曼（Andrew Chesterman）的翻译伦理五模式（再现伦理、服务伦理、交际伦理、规范伦理及承诺伦理）为理论框架，择取晚清有代表性的两位先驱女性薛绍徽和单士厘来作为研究对象，摸索其译介实践所反映的伦理选择及时代制约。本文所涉及的“译介”是广义概念，囊括翻译文本、游历书写等一切为国人介绍国外文化的实践活动，薛绍徽在对《外国列女传》等作品译介里，以对“承诺伦理”的坚守为途径，设法在传统儒家道德跟西方传入的进步观念中间找到平衡；而单士厘于自己海外游记里头，则更多体现出“交际伦理”跟“服务伦理”的结合，凸显了晚清女性使国人开阔世界视野的责任感。尽管她们于译介工作当中呈现出明显的爱国意识与性别觉醒，但受时代的情况、传统文言表达的模式以及对男性合作者的依附等因素羁绊，其翻译伦理展现出突出的历史局限方面，凭借对薛、单二人的比较审视，本文将二人的译介实践置于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视域下进行提炼，揭示了特定晚清女性知识分子的伦理选择逻辑与时代局限，在丰富女性翻译史微观研究视角的同时，也为探究近代翻译伦理的多元变迁提供了具象例证。